田：对，其实英美的政治宪法学传统大体上是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学框架。
[20](P12)在博坦公司诉厦门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中，原告诉称《海关行政处罚细则》是依据1987年的《海关法》制定的，在新《海关法》颁布后，不应再被适用。(二)我国控制行政立法不作为现象的制度改革 1.建立可度量的授权立法规则可量度性规则的目的，旨在要求立法者自己列述行政机关从事行政行为时应遵守的标准，以便司法机关事后可以审查行政活动是否与立法者之特别意思相符。
建国以来，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行政法规和规章先后进行过四次集中的全面清理。法规清理制度成为我国独特的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模式。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8年颁布的《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第18条规定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公园以及享受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它特殊优待。行政立法不作为是立法主体放弃行政责任和立法责任的表现。1984年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但是，在管钱管物的事项上，行政立法权能仍然是积极的，仍是行政立法的高密区，不能不说有些行政立法机关采取各种借口逃避或回避了在社会保障、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劳动卫生与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妇女平等权和福利平等权、义务教育、农民减负、三乱治理等方面的立法责任。修正案讨论中的具体争议，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356页。[35]在梁启超看来，以管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功能就是救世，其本质就是干涉主义或国家主义：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
从思想渊源来看，梁启超提出的这种立国之道，既源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也源于传统中国的法家思想。因此，各省人士，万不可存猜忌中央之心，不可务削中央之权以自广。[15]在1903年写成的新民说一文中，梁启超又说：先举吾身而自治焉，试合身与身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与群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与大群为一更大之群而自治焉，则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国平等国独立国自主国出焉。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
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
[36]梁启超：管子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867页。按照梁启超的这种排序，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是新中国建设应当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20]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联邦制的基因，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建立起联邦制国家。对外竞争极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
[27]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4页。[28]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只有朝廷意义上的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是，在梁启超自己的逻辑中，法家思想的实质就是国家主义，两者可谓同一种思想的不同表达，两者都是在列国竞争环境之下寻求富强的思想学说。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
注释：[1] 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是梁启超分别在1911年11月、1912年4月写成的有关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代表性论著，详见下文的分析。[5]美国学者Robert Darnton所言，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04页。
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梁启超关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在上文述及的美国建国文献中，除了居于神圣地位的《联邦党人文集》，其实还有一部与之针锋相对的《反联邦党人文集》。
的确，美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为联邦共和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地方感情胜，其妨国家成立者二。[21]在梁启超看来，联邦制是由众多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合起来的，其中，每个政治实体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且具备足够政治能力的建国者。此间，在一封给湖南主政者陈宝箴的信中，梁启超提出了地方自立的观点，他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1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0页。然而，即使承认既有的政治框架，梁启超还是愿意冒着大逆不道的心理压力，提出地方自立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动因就在于：甲午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瓜分之势越来越急迫。
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如果选择联邦制，拒绝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的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遑论其他？以上分析表明，梁启超分别从国家结构的演进规律，国家结构与历史传统，联邦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等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理由。
[29]《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但是，这一类建国文献的著作权并不归孙中山一个人享有。
若前此本有一大国，乃剖之为群小，更谋联之为一大，微论不能，即能矣，而手段毋乃太迂曲，吾平素所以不敢持联邦论者以此也。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
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一般都诞生于这个国家漫长演进过程的转折点上。我们认为，来自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来自本土的法家思想，共同孕育了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37]第二，他们的思想包含了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反联邦。换言之，从联邦制走向单一制，是历史的必然。
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两种渊源：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本土的法家思想。四、国家主义与法家思想：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双重渊源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在各省独立之事实面前，梁启超从新中国建设的角度，主张建设一个单一制国家。
在百年后的今天，本文聚焦于这个思想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旨趣。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作为反对者，也是失败者，他们在1787年宪法之伟大成就的阴影下，只能局促一隅。
张灏认为，1903年初春，梁启超出访北美，……思想中开始出现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但这归根结底并不代表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塔科夫写道：应该致力于在国内获得并且维持可能的最好制度，然后才去考虑如何抵御外来危险、捍卫这种国内制度。
我国之言政者，大别为儒墨道法四家。可见，在中美两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在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初现端倪的时刻，反联邦党人梁启超反对联邦制，其目标是建立起比联邦制更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美国的反联邦党人虽然也反对联邦制，但他们的目标却是回归邦联制，继续维持一个松散的邦联架构，让公共权力的重心继续保留在各州，而不是相对集中到一个强势的中央政权机构。其一，从演进规律来看，联邦制仅仅是国家结构的过渡形式，单一制才是国家结构的终极形式。
学界论及辛亥革命，一般都是以之作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标志性事件，民国的建立就是走向共和的象征。夫德之各邦、美之各州，其内部之构造，实与一国无异者也。
[35]梁启超：管子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865页。美国的反联邦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
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建国文献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它主要出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